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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病、低智商宋代皇帝那些难以言说的病史

归档日期:04-23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炮姜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《病夫治国》说得不错,“任何一位医生都可以和医学专栏作家或历史学家一样,对更好地认识历史事件做出自己的贡献”。

  但倘若落实到中国古代史领域,问题却不乐观:“史学家大都不懂中医医理,而中医也不懂如何搜集和使用古代医学史料”。

  然而,《病夫治国》大陆初版30年后,一位有医学背景的史学博士,在导师启发她阅读该书之后,豁然憬悟:“病夫治国现象,在医疗条件相当发达的现代尚且如此,更何况医疗水平相对不高的宋代。”

  于是,发心在宋史领域完成对疾病史与政治史的交叉研究,便有了这部《宋代皇帝的疾病、医疗与政治》。

  她发挥了自身横跨医学、历史两大学科的专业优势,“除了利用中医学理论对宋代皇帝病症进行排比分析,还特别重视利用现代西医学的成就,如内科学、外科学、心理学、精神病学、医学免疫学、医学统计学等理论进行论析”,从皇帝的疾病联系到对政治的影响,为历史研究添加了一个解释层面,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。

  其一,自杀与他杀等非疾病死亡的100人,因病死亡的210人,各占总数的32.26%与67.74%。

  其二,在皇帝常见病中,排在首位的是中毒(包括丹药中毒、酒精中毒、中毒等),脑血管疾病与精神疾病分列第二与第三。

  其四,从平均寿命的朝代曲线来看,秦汉皇帝最低,仅34岁;逐步上升到隋唐的44岁;宋辽金君主48岁,与历代皇帝寿命均值相当,达到第一高峰期;元明有所下降,甚至低于隋唐的均值;清代攀上了最高峰值,平均53岁。

  总体而论,宋帝群体的个体素质与文化修养,在历代算是排位靠前的。但从疾病遗传学来说,上天对天水赵氏却并不眷宠。

  宋代皇帝的平均寿命为49.76岁,明显低于当时上层男性的寿命均值64.47岁。难怪有论者撰文时,取了个抓人眼球的标题——《被疾病拖垮的王朝:大宋》。

  现代医学界定的疾病,不仅指有病理变化的器质性疾病,还包括与精神因素相关的功能性疾病,乃至在心理、智力、性格上失常的病症。

  北宋真宗、仁宗、英宗与神宗,连续四代都有脑血管疾病的严重症状:中风引起言语蹇涩,失语不言,甚至不省人事。南宋高宗晚年也有脑血管疾病,虽然那是在他当太上皇以后。宋光宗似乎也有类似症状。

  《皇帝病》认为,宋代皇族多属A型性格,其自责严苛、脾气急躁的个性最易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;急躁性格也往往诱发血压升高,大大增加心脑血管病的发病几率。

  在论及宋代君主精神性疾病时,《皇帝病》指出,自雍熙北伐失败,两宋诸帝先后恐辽、恐夏、恐金、恐蒙元,可谓一脉相承,既形成了心理定式,也影响到性格遗传,这与宋代皇帝的精神病主打恐惧症是互为因果的。

  但也有学者认为,狂躁症与忧郁症(即恐惧症)实为赵宋宗室精神性疾病的不同表现。狂躁症主要症状是“小不如意就狂怒异常,以致杀人放火。而且是间断发作,不发作时头脑清醒”(刘洪涛《从赵宋宗室的家族病释“烛影斧声”之谜》,《南开学报》1989年6期)。

  有一则史料也曾引发过笔者的联想。史载,宋太祖“惑一宫鬟,上朝晏,群臣有言,太祖悟,伺其酣寝刺杀之”。这种暴戾之举,与赵匡胤一贯为人大相悖逆,泄露出他身上也有狂躁杀人的隐性病灶。

  作为印证,还有宋太宗长子赵元佐的“狂疾”。他突然听闻叔父赵廷美被其父,“遂发狂,至以小过操挺刃伤侍人”,后一度好转,但有一次其父没让他出席重阳诸王宴,便“发忿被酒,夜纵火焚宫”。他在真宗朝病情稳定,活到了仁宗初年。

  考察太祖与太宗后裔,这种“狂疾”一再呈现显性状态:太祖之孙赵从谠“射杀亲事官”,禁闭别宅竟自刭而亡;太宗曾孙赵宗说也酷虐地“坑杀女仆”,闭锁幽死。

  当然,在同一精神病者也会出现狂躁与抑郁交替发作的“双相障碍”。最明显的就是宋光宗,先是忧惧成疾,禅位后或嗔骂,或恸哭,竟至抡臂怒殴自己的皇后,显然属于狂躁症,最后成为“疯皇”。

  除了困扰赵氏宗室的两大遗传病,宁宗与度宗的低智商也是心照不宣的宫廷秘密。

  宋宁宗有消化功能紊乱症,关注饮食宜忌自是人之常情,但怪诞之举却令人啼笑皆非。他用白纸为底、青纸为边,让人糊了两扇屏风,其上分书:“少饮酒,怕吐”与“少食生冷,怕痛”。

  每次巡行后宫,就命两个小宦官各扛屏风前导开路,到达后正面竖好,有劝酒食者,就手指屏风示意。作为堂堂大国之君,竟不能应对金朝使者的入见礼仪,“阴使宦者代答”,其治国能力不言而喻。

  晚宋周密毫不客气认定,“宁宗不慧而讷于言”。《皇帝病》判断,“宋宁宗为鲁钝型精神发育迟滞,相当于轻度的精神发育不全”。

  宋度宗是宋理宗的亲侄,《宋史》说他“资识内慧,七岁始言,言必合度”,完全是虚饰之言。

  据《癸辛杂识》,度宗出生后“手足皆软弱,至七岁始能言”,分明是发育不良,智力呆滞,长到七岁还不会说话,恰恰证明他的语言发育能力远比正常儿迟缓。但宋理宗绝后,为不让皇位转入远支宗室,竟伪称神人托梦:“此十年太平天子也。”

  宋度宗21岁立为皇太子,理宗为其创造了最好的教育条件,他也“终日手不释卷”,不可谓不用功。但每次请安时,理宗总问他日课,“答之是,则赐坐赐茶;否则为之反覆剖析;又不通,则继之以怒,明日须更覆讲”。

  玩味这段为尊者讳的记录,不难读出背后的事实:度宗的智商实在不敢恭维,致使其皇帝大伯子不得不“反覆剖析”,甚至“继之以怒”。

  《皇帝病》据“以其母贱,遂服堕胎之药”的史料,认为在围生期内,“许多药物都可导致胎儿精神发育迟滞”,度宗较之宁宗,“精神发育迟滞更为严重”。

  在两宋诸帝中,宋高宗活到81岁,最称高寿。但建炎三年(1129),他在扬州行宫白昼行床笫之欢,突接金军奔袭的战报,惊吓之下,立马阳痿,时年23岁。其后,他为恢复性功能而“垂意药石事”,服用御医王继先开出的仙灵脾(即淫羊藿)。

  研究者认为,该药方虽有补肾壮阳的“伟哥”性能,但“应有互不协调的成分,使高宗无药则不能行房,服药却不能生育”(王曾瑜《丝毫编》288页)。

  他碰上了循环性悖论:不重振雄风便不能生育,要重振雄风则必须服药,但服药行房就无法生育。性功能障碍与不育症困扰其终生,他终于绝了后。

  《皇帝病》探讨了宋代君主的致病原因,归结为遗传因素、环境因素、生活方式、性格因素等。明人朱国祯说,“疾病多起于酒色,而帝王为尤甚。”在酒色诱惑前,宋代皇帝也多未有例外。

  宋太祖“杯酒释兵权”的故事与斧声烛影前夕的兄弟酣饮,都与嗜酒有关。宋真宗“饮量无敌”,爱以巨觥召绰号“李万回”的侍读拼酒。

  宋光宗为太子时,嗜酒癖好就名声在外,即位后更是“宫中宴饮,稍失节度”,李皇后也好这一口,宋宁宗的鲁钝或是受胎时酒精中毒所致。宋理宗“饮宴过度”,以致时人以“天地醉经纶”讥之。宋度宗“既立,耽于酒色”。

  宋仁宗亲政之初,尚、杨二美人有宠,每夜侍寝,“体为之弊”,“临朝则多羸形倦色”,完全打不起精神。他晚年中风,也与隆冬腊月宠幸宫婢时中了风寒有关,终至一病不起。

  宋哲宗25岁撒手人寰前,小便中旋下白物,御医诊断为“精液不禁,又多滑泄”。《皇帝病》认为,这种滑精症状“与其年少时过多亲近女色密切相关”。

  宋徽宗后宫妃嫔数以万计,还别有“性趣”,“五七日必御一处女”,他禅位后放出的宫女竟多达六千余人。

  宋高宗“好色如父”,还道貌岸然声称“性不喜与妇人久处”。扬州之变后,他倚赖壮阳药继续纵情声色。直到做了太上皇,还召入孙女级的美女供其泄欲。他死后,一次就放出四十九人。

  宋理宗沉迷女色,对宫嫔“泛赐无节”,晚年为满足色欲,还把官妓召入宫中。在东宫时,宋度宗便“以好内闻”,凡“御幸”的宫嫔,按宋制次日就应登录谢恩,他即位后,居然“谢恩者一日三十余人”,纵欲之甚,怕也破了纪录。

  纵观宋帝的症状与病因,凸显出君主专制的非人性,也即黄宗羲所激烈抨击的:“其既得之也,敲剥天下之骨髓,离散天下之子女,以奉我一人之淫乐,视为当然。”

  作者虞云国先生兼具历史学家的专业眼光与人文学者的生动文笔,通过对君臣名人的肖像摹绘,重大史事的独到解读,文化现象的别样诠释,制度层面的透辟剖析,最终殿以高屋建瓴的宋代总论,宏阔而纵深地展现了宋朝兴亡成败的逻辑轨迹,堪称是一部深入浅出而雅俗共赏的历史佳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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